逃犯条例争议：香港特首亲自道歉但不提撤回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向香港市民就修订《逃犯条例》争议引起的社会矛盾“诚挚道歉”，但没有提及正式收回修例建议。

她周二（6月18日）出席记者会时说，她没有说过6月12日在金钟参加公众集会的人士是“暴徒”，她对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的相关说法也没有补充。

卢伟聪周一（6月17日）改变日前以“暴动”形容金钟警民冲突的说法。他指“暴动”的说法是当天有一小部份人的行为怀疑犯了暴动罪，“没有说整个事件是暴动”，大部份人都是和平示威。

对于台湾杀人案，林郑月娥没有直接回应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把嫌疑犯移送到台湾受审，只表示“很遗憾”政府不能以原本修例可以提供的法律基础处理这个事情。

“完全没有”重新提出修例时间表
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政府已经停止《逃犯条例》的修例工作，如果未能解决社会矛盾，她不会重启修例工作。她说她将会更加努力，重建市民对她个人和政府的信心。

她没有直接回应BBC有关她为何不辞职和正式撤回修例建议的问题，强调政府暂缓修例的做法已经回应市民诉求。她说，现届立法会的任期将于明年7月结束， 如果《逃犯条例》修订案到那个时候仍然未获得通过，就会自动失效，政府会接受这个现实。

有记者问她金钟警民冲突中是否会有人被控暴动罪，她回应指相关检控工作会交给警务处等执法机关处理。但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警务处处长已经澄清，只在6月12日当天冲突现场附近、没有参加暴力的示威人士不用担心会否被控暴动。

林郑月娥表示，她知道年青人希望有一个懂得聆听的特首，这次事件令她知道要“做得更好”，希望香港尽快修补社会裂痕。

林郑月娥上周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方案，而拒绝完全撒回方案，令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人士不满。

BBC中文访问多名参加周日（6月16日）近200万人游行的人士，他们大多都说林郑月娥拒绝完全收回修订方案，是激发他们再次游行的其中一个原因。

香港政府当天发出声明，指林郑月娥由于政府工作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的矛盾，为此向市民致歉，这同样令反对修例的人士不满，要求她亲身道歉。

《逃犯条例》的修订案已经走了部份的过程，包括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在立法会首读和开始二读等。如果政府只是“暂缓”议案，政府可以在这些基础上，随时继续推动修法。

林郑月娥指出，“暂缓”方案后，她会收集意见，之后汇报给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才进行下一步工作，但多次强调没有计划在什么时候重推。

如果撤回方案，表示香港政府要再次推动修法，就必须把刊登宪报、首读等步骤重新再做。

香港媒体报道，一些留守在立法会大楼外的示威者收看林郑月娥记者会直播时，多次发出嘘声。

这次林郑月娥的记者会仍然没有回应反对修例人士的一些要求，包括她请辞、和香港政府要把6月12日发生的警民冲突称为“暴动”的定性收回。林郑月娥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形容冲突是“公然、有组织地发动暴动”。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冲突后一天指出，他相信只有少数示威者“暴动”。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透露，警方就金钟的警民冲突拘捕了32人，其中5人与暴动罪相关。举行周日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批评卢伟聪没有撤回“暴动”的定性，要求对方辞职。

“雨伞运动”领导者之一黄之锋周一刑满出狱，随即加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行动。他当天接受BBC访问时表示，香港警方使用武力攻击示威者的时候就显示，政府和政权将一整个世代的市民，“从普罗民众变成了异见者”。

二战大屠杀纪念碑立意良苦：七万石块组成的“绊脚石”计划

在柏林东北边安静郊区的一条死胡同里，弗里德兰德（Michael Friedrichs-Friedländer）迅速把我带进车库。他警惕地瞥了一眼路的尽头，好像在查看我是不是独自前来。

他说：“我希望你不要提到确切的位置。邻居们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不想惹麻烦。”

车库里弥漫着新鲜水泥的味道，还残留着浓浓的咖啡和香烟味。午后阳光透过通向花园的后门照了进来。墙的另一端钉着一张大幅的德国地图。角落里放置着一个简易的工作台，桌面上放着一把锤子、一套金属雕刻刀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串名字、日期和“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词。

在过去的14年里，弗里德兰德一直致力于将纳粹大屠杀受难者的命运用手工雕刻在被称为“绊脚石”（Stolpersteine）的小纪念牌上。这些面积不到10平方厘米的黄铜纪念牌会粘贴在一块立方体水泥砖上面，然后嵌在大屠杀受难者最后自愿居住过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70000块这样的石头，使用20种不同的语言，遍布24个国家的2000多个城镇，包括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荷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散纪念碑。

这些遍布世界的“绊脚石”每一个都是独特的。绊脚石计划的口号是“一位受难者，一块纪念牌”，这是来自犹太教宗教文献《塔木德》里的话：“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

每块碑石上的铭文都以当地语言如此开头“这儿住着……”，然后是受难者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最后的命运。有的受难者流亡到另一个国家。有些则选择了自杀。只有少数人有幸从集中营获得解放。而绝大多数被驱赶到集中营后被杀害。

这个计划始于1992年，当时在科隆的艺术家德姆尼戈（Gunter Demnig）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为大屠杀中的辛特人和罗姆人受难者设立纪念碑，当时这些受难者通常被称为“吉普赛人”。他将这些纪念碑称为“绊脚石”，这是一种隐喻。他最近告诉CNN，“这些石头并不会真的绊倒你，但你若是脚被绊了一下，停下脚来看，你必须低头鞠躬，心怀敬畏。”

对于德姆尼戈来说，每个纪念碑都被嵌在受难者最后的故居前，这个位置对纪念碑的影响很重要。最近，他在接受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采访时表示：“当人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甚至房子里看到这些碑石时，对当年的恐怖能够感同身受。”

到2005年，项目规模已经大到德姆尼戈已无法亲手制作和安装每一块纪念碑了。同年，他邀请了弗里德兰德参与制作。

弗里德兰德说：“见面5分钟我就知道我们俩能合作。对我来说，这是你能拥有的最强有力的大屠杀纪念形式。你把受难者的名字找回来了。”

弗里德兰德身材魁梧，说话轻声细语，有条不紊地在这个不向公众开放的车库静静走动。他独自一人默默工作，每周工作六天，至少50个小时。他坐下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揉了揉充血的眼睛。这时已快到下午4点钟，他还没吃午饭。

他说：“需要血液的是我的大脑，而不是胃。”

弗里德兰德手工雕刻每一块纪念碑。一个个戳痕、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受难者的结局。尽管现在等待雕刻的受难者名单已经排到了至少九个月后，但他仍然强烈反对用机器雕刻。

迄今为止，弗里德兰德已经用20多种语言雕刻了6.3万多块“绊脚石”。这项工作经常会给人带来心理创伤。当讲述汉堡一家前犹太孤儿院的34块石头的故事时，他的眼睛饱含泪水。这些受难的孩子都在1到6岁之间。

他说：“谈到孩子，心情总是特别难受。”

这些纪念碑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个人的生命，同时还追溯了纳粹驱赶犹太人到隔离区或集中营这一罪行。同一栋建筑前的多块纪念石头表明，盖世太保（Gestapo）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栋房子里，把这些住户的邻里和家人拆散，分别驱赶上去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里加犹太区（Riga）、凯泽瓦尔德集中营（Kaiserwald）和奥斯威辛的生离死别之路。

弗里德兰德说：“我为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大家庭做过纪念碑。整个家庭四分五裂，家庭成员们全部被驱逐到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当他们的纪念碑被放置在同一座楼房前时，“这个家庭团聚了。”他解释说：“重新聚在他们曾经共同居住的房子前。”

这些纪念碑也增进了楼房或街道当今居民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绊脚石”都是由当地社区研究受难者资料并提供制作资助。

柏林一位退休的校长谢尔韦（Dietmar Schewe）最近和邻居们合作促成了一组“绊脚石”的建立。他说：“我们这个公寓楼第一次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

同样，“绊脚石”还帮助受难者幸存的家庭成员团聚。那些研究“绊脚石”的人必须尽可能多地与受难者家属取得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批准，并邀请他们参加铺石仪式。

谢尔韦邀请了来自以色列的25人参加在自己的公寓楼前举行的纪念仪式。

他说：“整个过程十分和谐、感人。我们能够向参加者准确地指出那家公寓是他们的亲人曾经住过的。这是小型的相聚，但能够见到亲人真实生活过的家，这样的相聚也是无比重要的。”

弗里德兰德给我讲了另一个在科隆（Cologne）举行的铺石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34名亲属在科隆共聚一堂。他说：“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亲戚。”

“绊脚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德语世界的许多学校现在都把这个项目纳入了课程中，学生们会聚在一起研究当地的大屠杀受害者。这是弗里德兰德之所以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自己年轻时在德国遇到过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老师、家长……没有人想跟你讲这些事。好像第三帝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